【编者按】关于中国，有很多标识性象征，四大发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四大发明”是从来就有的吗？这一说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呢？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第三季）系列讲座中发表了演讲，对“四大发明”作了批判性思考。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四大发明”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可能很多人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我想以此切入，开始今天的演讲。

        “四大发明”初期其实是“三大发明”

        首先我想指出，“四大发明”这个说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慢慢出现的，并且“四大发明”最初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讲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他有一句名言叫“知识就是力量”。1620年，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一书里提到了三种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磁石：

        没有任何其他发明能与这三种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石——媲美，古人并不知晓它们，直到最近，它们的起源也是糊涂不清。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请注意，培根提到的是三大发明，跟现在我们熟知的“四大发明”相比，少了一个造纸术。培根说，没有任何其他发明能与这三种发明相媲美，但后面还有一句，“直到最近，它们的起源也是糊涂不清”。这句话什么意思？很清楚，培根并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发明，当然，他也没有说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是糊涂不清的。接下来，培根对三大发明做了一个意义方面的阐述。他认为，印刷术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的影响，火药主要是在战事方面，磁石是在航行方面。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关于三种发明或者说三大发明的讲法，这个“三大发明”说对后面的“四大发明”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培根之后，我还是要讲一个英国人。他叫麦都思，是英国的汉学家。什么叫汉学家呢？在中国古代，汉朝非常强大，西方人通常把中国人称为汉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就称为汉学（Sinology）。麦都思就是这样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学问的人，在西方被称为汉学家。麦都思在183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也讲到了三大发明：

        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英】麦都思：《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

        这一次，麦都思明确说到“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其内容就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如果我们要追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语源，麦都思的“三大发明”说可以说是它的前身，或者说是雏形。

        虽然明确说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麦都思所说的三大发明与培根说的一样，同样没有包括造纸术。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后面会做一个分析，这里暂且不提。

        关于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其实，不少历史名人都曾经提到过，其中包括马克思。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手稿，其中提到了三大发明。马克思这样说：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

        可以看到，马克思没有特别提到三大发明的归属，没有特别提到三大发明的起源问题。不过，马克思对三大发明说做了一个重要贡献，这就是：他对三大发明的社会意义、社会影响做了一个高度肯定，这个评价后来在广为流传的“四大发明”说的相关论述中反复被引用。

        “四大发明”之说何时正式登场？

 2008年9月23日，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在其所著的李约瑟传记的首发仪式上演讲。 新华社

        那么，“四大发明”最后怎么就成了一个定论？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人把“四大发明”这个讲法给提出来的呢？这个人也是一个英国人。他叫李约瑟，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1943年，李约瑟应当时的国民政府邀请到重庆访问。在当地发表的讲话中，李约瑟提到了三大发明。他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注意，李约瑟这里提到了造纸，但他没有说是四大发明，因为他将造纸和印刷术连在一起讲。

        李约瑟还说，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如果把这跟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话做一个对照，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李约瑟说没有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封建主义的消失难以想象，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神似。熟悉人类社会五阶段论的都知道，封建主义的消失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说的是一回事。如果考虑到李约瑟本人的社会主义倾向，那么，显然是李约瑟未加注明地用了马克思的观点。

        李约瑟在1943年还是在讲三大发明，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四大发明”之说才正式登场的呢？那是十几年后，出现在李约瑟赖以成名的大作——《中国科学文明史》（有时也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该书出版于1954年，在书中，李约瑟把造纸术和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相提并论，从而实现了从“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的飞跃。书中说：

        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指南针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有助于人文精神的传播，火药推动了欧洲社会历史变革，印刷术为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

        “指南针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有助于人文精神的传播，火药推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变革，印刷术为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这就是我们现在广为流传的“四大发明”说的最初的一个经典表述。

        西方为何对中国活字印刷术不以为然？

拣字、排版、涂墨、印刷，在巢湖市柘皋老街上，

76岁老人盛诗经经营的新兴印刷作坊“活态传承”着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 新华社（资料照片）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四大发明”这个说法的由来。接下来，我想围绕四大发明，逐一做些分析，看看四大发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巨大贡献。

        ►第一个是造纸术。

        注意，我说的不是造纸。为什么不是造纸呢？因为西方人也会造纸，比如埃及人很早就造出了莎草纸。东汉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他最大的贡献是用了一些新的材料来造纸。他用什么东西造呢？史书记载，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树肤就是树皮，麻头就是麻纤维，敝布就是破布。所以，应当了解：我们现在通常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是比较笼统的讲法，准确的说法是，蔡伦发明了一种非常容易的造纸方法，这对于书写材料是一次革命。

        前面我提到，西方人一直不接受中国人发明了造纸这个讲法。现在大家知道原因了，那是因为古代埃及很早就有莎草纸，而欧洲人中世纪就使用羊皮纸了。先来说莎草纸。莎草是尼罗河畔生长的一种天然植物，古埃及人把莎草的筋压平压扁，把它们缝在一起，在上面用书写工具写符号。让我们中国人真正自豪的地方，不是说只有我们会造纸，而是说我们造的纸比埃及人造的纸要好用。再谈一下羊皮纸。欧洲很早就有羊皮纸，现如今牛津大学图书馆还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中世纪的羊皮纸写本。可是，羊皮纸的问题在于，羊皮的来源有限，制作和保存也相对比较麻烦，太笨重不好收藏，一潮湿还会泛各种各样的怪味。所以，当中国的纸传到西方，西方人非常喜欢，很快就用它来印《圣经》。此外，古代印度人使用一种贝叶纸，贝叶是一种植物的叶子。但因为这个纸是天然的树叶，非常大，无论是搬运、阅读还是保存都很不方便。跟这些纸相比，我们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蔡伦发明的纸又好用，造价又便宜。好用，就是人家愿意用；便宜，就是大家用得起。

        纸在中国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蔡伦纸”之前，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书写的文化，但是书写材料不一样，包括金属、石头、龟壳、动物骨头、竹子、木头、丝绸等。竹子也好，木头也好，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笨重。古代形容一个人学问高叫学富五车，什么叫学富五车，意思是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才能拉走，放到现在，可能一个U盘就搞定了。竹简是用牛皮绳编联起来的，很容易散乱。有一个成语叫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周易》，由于翻阅次数太多，以致编联竹简的牛皮绳断了三回，“韦”指小牛皮，因为联结竹简的绳子是用这种小牛皮做的。丝绸写的书即所谓帛书，它也存在保存的问题，而且丝绸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

        ►再来看印刷术。

        关于印刷术这个发明，准确的说法是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不是说发明了印刷术。最初，西方人对中国人把印刷术作为自己的一种发明很不以为然。印刷是由“印”和“刷”两个字构成的，其实关于“印”，人类很早就发明和使用了。毕昇印刷术的重点是泥活字印刷术。为什么说毕昇的泥活字印刷非常重要，是了不起的发明呢？这是因为，这种印刷术相对于中国以前所用的印刷术，有很大的优点。以前主要是雕版印刷，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于一种版画。雕版印刷要在很多块木头上才能把一本书的内容刻下来。这当然是很费功夫的，而且刻出来之后也是一次性的。而活字就比较简单，不用每次都来刻。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活字印刷，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西方人就认为，印刷术理所当然是指铅活字印刷术，而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泥活字。今天来看，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术的确有很大的局限。我们先看一组时间：1048年，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1314年，山东人王祯创造出木活字印刷；1488年，无锡人华燧用铜活字印刷。可以看出，从1048年到1314年再到1488年，中国在活字的进化方面非常缓慢。为什么这么缓慢呢？因为泥活字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一，汉字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不能流行。大家知道，汉字是方块字，汉字的字量非常大，常用汉字有六七千字，还有很多生僻字。这些字其实平时使用率是很低的，但是你要排一本书，可能就要专门去造这个字。其二，中国文字表意不表音，有很多字我们不认识。古代排字工文化程度都是很低的，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认字，但是这个工作又要求他的认字能力很高，于是很多字他知道读音，但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所以尽管1048年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用的还是雕版印刷。中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西方了。因此，就传播影响来说，中国的活字印刷并没有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人说的对西方的贡献那么大。

        火药、指南针为什么到了西方手里就“不一样”？

罗盘又称罗经，是根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原理和阴阳八卦理论制造出来的定位仪。 新华社

        讲到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已经看出来了，我是在对四大发明做一种反思。那么，做这样一种仔细深入的分析、研究，是为了什么？第一我们要“求真”，第二我们只有在“真”的基础上了解历史，才知道我们真正能够引以为荣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很少，甚至完全是错误的了解，然后将所谓的爱国主义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将是非常可悲的，也是极不牢靠的。

        今天我用四大发明这样一些例子，是想给大家说明，有一些流传很广的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是需要大家展开批判性思考的。前面我们已经讲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面关于火药和指南针同样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关于火药。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黑火药。也许有人会问，强调这一点有必要吗？难道火药还有什么特别的区分吗？有。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火药其实是所谓的黄火药，我们现在军事上爆破用的就是黄色火药，俗称TNT，这不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那种火药。事实上，中国人发明火药本来就不是用于战争的。火药，顾名思义，是一种药，它本来的意思是一种能够着火的药。火药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无意之中的发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国古代的道士想成仙，于是就去炼丹，就像我们在《孙悟空大闹天宫》当中看到的太上老君用一个炉子炼丹。在炼丹过程中，无意中发生了爆炸，为什么？因为他们炼的时候加了硫黄、硝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都是易燃品。无意中发现这个药会着火，所以后来把这个就称之为火药。火药发明后，曾长期被当作药使用。《本草纲目》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中国古代的这种黑火药，它在医疗之外的运用主要是助燃。后来传到欧洲，主要也是用于烟火和放火。即便用在枪炮上，也主要是发射助燃，并不是真正用来爆破。

        ►最后，讲一下指南针。

        指南针是磁石的一种，前面最早的“三大发明”说中有一个讲法，说中国人发明了磁石，这个讲法是完全不通的。磁石是发现，不是发明。如果要说发明，那只能是指南针，因为指南针是造出来的。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制作出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北宋时期，指南针就运用于航海，13世纪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先秦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有指南针功能的仪器叫司南，这当然很了不起，但是迄今为止，考古没有发现任何古代司南的实物。根据古书上所讲的制司南的方法，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光滑的铜面上，放一个带有磁性的勺，铜的水平面上有刻度，有东南西北的方位，让这个勺在上面自然地指向某一个方位。但是现代科学家按照古书上所讲的做法复原一个司南，发现效果很差。

        虽然上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指南针的意义。其实，准确地说，中国人主要是发明了罗盘。罗盘是一个圆形的带方位的东西，中间部分就是指南针，这个罗盘对西方的确是有非常大的贡献。但是话要说回来，中国人发明罗盘主要用来干什么？用来看风水。在古代中国，风水非常重要，造房子要看风水，甚至选坟地也要看风水。中国人用罗盘主要用来看风水，但是传到欧洲去以后，欧洲人却用来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在海上辨别方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一个成语叫人海茫茫，你到了大海，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茫茫”。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每年10月到次年3月，因为海上气候不好，无法观天知方向，所以往往只能停航。那时候，真叫找不到北。中国的指南针传到西方之后，帮了他们大忙，在航海上的确有很重要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指南针就没有地理大发现。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后来靠着指南针、火药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为什么我们老祖宗发明的东西，在我们这边是为了成仙用来服用的（火药）、用来看风水的（指南针），而西方人全部用在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个“不一样”还让我们倒了霉，还让我们挨了打，把我们的地和钱都拿走了，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关于“新四大发明”的思考

        最后我想讲讲“新四大发明”。严格说来，“新四大发明”是借用了原有“四大发明”的说法，并不是真正的发明。所谓“新四大发明”，它是来源于对外国在华留学生的一个非正式调查，问卷中要求列举中国什么东西让他们印象最深刻、他们最想要。最后选出4样东西，经过媒体的宣传，就变成了“新四大发明”，即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展开来讲，我就想提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新四大发明”有某种共性？那就是便捷，它们都帮你节省了时间，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为方便。比如说支付宝，以前要带钱，现在只要带手机就可以了。网购，以前你要买东西可能要跑很远，现在坐在家里拇指动一动，没几天快递小哥就把东西给你送过来了。外国留学生非常羡慕中国有这样的便捷。但是，我在这里想提一个看法，那就是，我认为所有的便捷都是有代价的，所谓“新四大发明”为我们带来的便捷也不例外。那么，“新四大发明”带来的便捷，其代价是由谁来承担的？我举一个外卖的例子，现在有很多外卖APP，你在手机上下个单，外卖就送来了，实际上中国外卖的数量是极其惊人的，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单是外卖造成的垃圾，其严重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其实不止是外卖，网购也一样，怎么回收处理快递包装包裹的垃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到“新四大发明”，我的主要意思不是要跟大家回顾历史、叙述事实，也不是要讨论某个具体观点，而是希望各位能从以上的分析当中获得警醒：对于习以为常或流传甚广的那些观念要始终保持批判性思考，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创新。

（演讲原标题为《关于四大发明的批判性思考》，整理后经作者本人再作修订。整理人：王珍）

【思想者小传】

        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尤其宋明理学方向）、道德哲学（尤其儒家传统）。兼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儒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理论与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有《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原性命之理》、《理学九帖》等专著。近年提出“分析的儒学”，强调对儒学传统进行批判性思考，积极回应当代挑战，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

（来源：上观新闻  时间：201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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